羊城晚报:你的新作《女工记》据说用7年时间写成?跟你过去出版的十部诗集有什么区别?

  郑小琼:以前的打工题材作品,我呈现的是我的处境,是自我生活的确认;而《女工记》,我更多呈现的是她者,从“我”到“她”,更多是她们的故事与生活,她们的理想。

  郑小琼:一首诗就是一个女工的故事,她们的生活与命运,或者具体到一个真实的面孔。这些女工都是真实的,她们生活在东莞、深圳、湖南、江苏、江西等。她们的生活和诗中一样。她们的生活可能缺乏典型,有时会类同,但她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的存在,这才是我需要表达的。每首就是这一个女工的故事,用她们的名字,我一直想用名字表达一个个体的尊严,我在流水线待过很多年,每个名字意味着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。

  羊城晚报:你笔下的女工都是你的工友?你到广东省作协工作已经快五年了吧?生活在不同的境遇里,你还保持跟她们联系?

  郑小琼:她们差不多都是我曾经的工友,朋友,老乡,或者通过朋友介绍的朋友,我花了六七年时间接触了很多女工。来广州之后,每周五都会回东莞,去工业区,跟她们交流,星期一早上回广州上班。是的,太熟悉,每接触一个女工,我都会记下她们的故事。有些还有联系,有些因为她们变换工作,或者回家,有的结婚,一些人已经彻底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我来广州三年多了,几乎都在在两地奔波中度过。

  郑小琼:《女工记》中的人物不是原型,就是她们的本人,我没有对她们来加工。她们大部分都不知道,我去年才写完这些诗歌,也没有拿给她们看。有一些知道我在写作的工友要我写她们的经历,她们想我将她们的经历写成像很多打工杂志那样的情感纪实类文字,她们更多告诉我一些情感上的故事,因为我写作的是诗歌,她们觉得很难懂,我曾把我出版的诗集《黄麻岭》中的诗歌读给几个工友听过,她们说不懂,后来将一些诗歌解释给她们听,也只是半懂不懂的,也许她们会失望,因为我写的并不是她们想象中那类纪实的情感故事。从2002年起,我便收到很多工友的来信,她们在信中告诉我她们的故事,说她们有很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,要我写写她们,但是我没有去写,现在写的,估计是她们说的难懂的诗歌。唉。

  羊城晚报:最近在我们羊城晚报“花地”纪实版上,刊登了你的一篇文章,写到一个湖南农村里,很多到城市从事色情行业的女人,她们吃青春饭,之后的出路也很渺茫,你在调查里,这样的人多不多?

  郑小琼:我调查的这个村庄很有意思,也很典型,它是湖南益阳的一个村庄,这个村庄大约有十多个村民小组,有两个村民小组的很多女性从事色情行业,有两个村民小组的大部分是从事制鞋行业。从事色情行业的村民小组是1994年左右有一个女性偶然在这边从事色情行业,然后带了一批女性过来。在那个村庄,我当时碰到六、七个从事过或者还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,后来通过朋友了解,人数更多一些,大约有接近二十来个,这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最终回乡都会结婚嫁人,她们婚后的生活是我着重关注的,有些女性十六七岁就出来,从事这个行业对身体损害极大。周红与杨红被同村的人带出来时年龄很小,几年后回家结婚,周红不能生育,结婚后,第一年没有事,第二年基本在吃药中度过的,进了很多医院,第三年就天天吵架,她的丈夫是家中的独子,婆婆与公公会骂她不会生育,家里天天吵,就解体了。一年后,她的丈夫又结婚了,生育了一个小孩,而周红依然在国道旁的饭店里从事这个行业。那个村庄有四个女孩因结婚后不能生育而离婚了,结婚后生了小孩的,她们的婚姻基本稳定了,成为一个妻子,母亲的角色。不过在前年,有一个王姓女子离婚了,后来又结婚后在长沙做了人工受孕,大约花了几万块钱,好像生了一个小孩,另外几个似乎看到了前景,都准备如果生不出就去做人工受孕手术。一个村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多不多,取决于这个村庄最早出去的那一批人从事什么行业。我们那也有一个这样的村庄,村里有一个男性进了这边的五金厂,然后我们村组就有很多从事五金行业工种的人。

  郑小琼:我不愿从道德上去批评她们或评价她们,或者说这原本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因为我接触了上个世纪90年代出来的人,那时信息闭塞,在家找不到出路,只好跟随先出来的那批老乡。对此,我更多是同情她们,理解她们。

  羊城晚报: 如今的农二代已经不以挣钱后回家乡盖楼房养老为理想了,他们对乡村一点感情也没有,但是,城市里会有他们一席之地吗?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理?

  郑小琼:我说的农民工二代大部分是90后这一批农民工,这一代的农民工就没有从事农业工作的背景。比如我调查过的那个小玉,她是湖南人,我在大朗认识的一个农民工二代,1992年出生,她前八年是在湖南度过的,由爷爷奶奶带,是中国众多的留守儿童中的一个,后来爷爷奶奶去世后,留在老家没有人带便到这边来,跟父母生活在一起。她努力地想洗掉她来自乡村的气息,做一个城市人。实际上她也知道在城市,像她这样的普工很难待下来,城市只会消费掉她们的青春,然后将她们抛弃。如果说,小玉的父母一代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属于有根的漂泊一代,在那一代的心里,还有一个故乡的根在,他们了解自己要回老家,起大房子,是他们的眺望。那么对于小玉这一代,他们属于无根的混的一代,反正不会回老家,也无法在城市安家,那就这样混下去吧!他们是游走在时代边缘的灵魂。我告诉小玉,现在工资还可以,她大约有两千多块一个月,工厂包吃住,说我一年存一两万块,在工厂做个五六年,然后找一个对象,两个人回湖南的小镇或者城市开一个小店也不错。她说,想倒是这样想,就是存不了钱,一两千块钱一个月哪够花。她眼里只有迷茫,更多的时候渴望一下子暴富,现实总是让人失望。

  郑小琼:去年,我跟一个在工厂做人事的朋友交流,说起现在工厂的流水线后的工人增加,工厂的管理越来越难。她不断埋怨90后的工人难以管理,太自我。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主要是成长环境。后来,我和她对她们工厂三十几个90后工人进行了调查,结果有百分之三十五的90后工人生活在父母婚姻破裂的家庭,有百分之八十的90后工人从小就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,他们要么跟爷爷奶奶生活,要么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,或者跟亲戚邻居一起生活,一年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。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儿童,他们的心灵肯定会有一些问题。

  郑小琼:我跟很多人说过,就是一种茫然。我有时会问自己,为何需要写这么多东西,也许大部分女工根本不会看,或者写这些又能为她们做什么!她们很胆小,我这几年是人大代表,有一些工友因为欠薪等找过我,实际找我的人是男工多一点,女工很少。她们更多的是屈服于命运,她们以她们周围工友的行为标准来看待自己。

  我跟她们交流,她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大家都这样,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。”或者就说“这是自己的命。”还有“现实一点。”这是我听到最多的话。有时我会告诉她们,能这样做,但是她们却说没有用的。我感受的是生活让她们学会了比现实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。

  郑小琼:我不认为这种困境仅仅是女工的困境,是中国底层的困境。中国阶层不断固化缺少流动,底层上升途径被越挤越窄,逐渐更艰难了。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们找不到可以预期的未来,让她们更加困惑。相对于女工,我更担忧的是我遇到的男工,如果女工们在最后还有婚姻作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次机会,那么男工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  羊城晚报: 你诗集里有一章写到女工的非正常死亡,这让我联想到富士康,可以谈谈这一个话题吗?

  郑小琼:我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,因为我来广东打工之前,我的一位堂嫂也在广东打工,死于回乡的车祸,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,剩下一捧骨灰回家,很让人伤感,后来我的堂兄与她生育的女儿也意外死亡了,堂兄被生活击倒了,虽然后来再婚了,却不幸福,他开车也出了车祸,后来离婚,然后犯事进了监狱。如果堂嫂不出车祸,也许堂兄的生活会过得很好。我工作的五金厂,有一个重庆的厨工也出车祸死了,还有我隔壁工厂一个男工过劳死了,上完一通宵班,第二天早上开早会时,倒下去再也没有醒过来,他是四川人。我们工厂的女厨工的死给我比较深的印象,她是重庆人,一个差不多五十岁的女工,她有两个小孩,都在这边打工,我是四川人,我跟她在一起时,她爱说话,她告诉我很多她家里的事情,我知道她快要辞职回家了,她丈夫在家里的山上种了很多核桃,开始结果了。她是一大清早去买菜被车撞死的,肇事司机没找到,她的亲人赶来,老板不让他们进厂,后来听说赔了几万块钱。

  我对这方面总是相当敏感,其实他们死亡的原因很多,但是很快被人遗忘,没有新闻关注,新闻也不会关注,这些死亡的背后,意味着一个家庭会遭遇重大的变故。这种意外的死亡常常会令我自己也充满了悲观主义情绪。他们无声地消失于这样一个世界让我感受到了命运的脆弱与无常,特别一些过劳死的、一些职业病死亡的人,更让我对打工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恐惧,这种恐惧到现在还折磨着我。

  羊城晚报:也许,在你的那些女工友眼中,你算是转型成功的一位,她们羡慕你吗?你是否愿意被称为“打工诗人”?实际上,你目前已经离开打工生活进入体制内,这状态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?

  郑小琼:可能她们认为我是成功者,其实我个人一直拒绝做这样的成功者,或者成为她们认为的典型,我既不刻意支持也不刻意反对“打工诗人”这个称呼,马甲是别人披上的,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时间与精力去反对别人给我披的种种马甲,我更在意的是我自己的作品。如果在生活中,我更认同打工者这个身份,它是我存在的一种状态,也是我内心的投影。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,基本没什么要求的人,熟悉的朋友都知,而现在的状态,我是一个编辑,它只是我的一份工作,我需要认真做好,写作是我的另一部分。

  郑小琼:当我接触很多女工时,我感到她们被真实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敏锐的感觉,我心里笼罩着一种悲伤,尽管她们内心充满的想象都被慢慢地磨掉了,没有眺望没有梦想的生活是令人悲伤的。因为长期在这种压抑的精神情况下生活,有的人的内心慢慢会积蓄一些暴力的情结。还是一句话,我们制定了法律,必须严格地遵守,比如《劳动法》等,其次一些与农民工交往的部门要改变作风,至少让受了委屈的农民工能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。城市需要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,让农民工的上升渠道更畅通一些。

  四川南充人,2001到广东打工,同年开始诗歌写作,出版诗集《郑小琼诗选》、《人行天桥》、《纯种植物》等,有作品多次获奖,现居广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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